这个标题属于一篇网络文章,我搜索关于圣经解读的时候,随机看到的,现在借用一下。
物质上来说,创造总是需要新的分子组成或组织方式(但是,无论如何,这类创造的成本非常高;想一想生物的进化过程吧);相反,精神上来看,“命名”创造了一种概念,简单到只需要打破一个思维障碍即可。然而,一般的经历告诉我们,由土捏一只杯子是容易的,但是“命名”一只杯子却困难无比(好比如植物分类学)。
以孩子为例。当闪电划过夜空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反应;在博物馆,看到静电球的时候,他们又会如何反应。这时候,命名的重要性来了。大人们请一定要告诉孩子,静电与闪电都是“高压放电”现象,本质上是一样的。我相信,从那以后,孩子们便不会那么惧怕闪电,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可以制造并把闪电控制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球内!
现代人从子宫出世后,可以接受到一系列的优质教育。对于每一位受造之人,都有必要完成这一系列的“痛苦地”受教过程,才能更好地拥抱生命实际。往往,“歪邪的”思想也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另辟蹊径地试图去“命名”各种他们眼中的“新”事物;殊不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最好的做法,就是继承与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突破。这也是我个人目前科研课题的精髓,Continuation Method for Nonlinear Study。
科学探索是神圣的;“现代的神职人员”应该维护科学的严谨性。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人知晓“永生”,但不应该奢望“永生”。侍奉神(或主,或基督,或道路,或生命,或实际,或真理),就是侍奉“永远”。基督徒应保持谦卑,时刻反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应该“低调”,或者“沉默”。相反地,基督徒应该主动地荣耀基督。这里的荣耀,不是一般名词意义上的荣耀,而是发自内心地赞美歌颂。
耶稣的“死而复活”是荣耀的,因为祂向世人首次“命名”了“永生”或“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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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即創造”──從《創世記》說起
作者:朱魯子(南開大學哲學系,300071)
內容提要:“命名即創造”,是一個歷史的、經驗的事實,且它還是一個意義無限豐富的創造性的命題。不僅如此,這一命題還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和內在邏輯。“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有可能為“理論創新”開闢巨大的可能性空間。
關鍵詞:《創世記》;“命名即創造”;內在邏輯
“命名即創造”,是一個歷史的、經驗的事實,且它還是一個意義無限豐富的創造性的命題;進一步說,這一命題的逆命題“創造即命名”也同樣有意義。不僅如此,這一命題還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和內在邏輯。讓我們從《創世記》說起。
一
《舊約全書》《創世記》第一章開頭這樣寫道: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熟悉《聖經》故事的無神論者,一般會對《創世記》描述的神在六天之內創造天地萬物的說法持一種“神話”的、不以為然的觀點。事實上,只要不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就連有些理性健全的基督徒,一般來說也是不會將它信以為真的。因為,這一說法與人們的常識和經驗、自然科學的觀念相差太遠。那麼,《聖經》為什麼會對宇宙做出如此違反人們常識的解釋呢?作為基督教經典的《聖經》難道會這麼不講道理?──可以說,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們:到底是《聖經》錯了,還是我們自己的理解力有問題?對于虔誠的基督徒來說,這根本不是個問題:誰都可能會撒謊,唯獨上帝不可能撒謊,《聖經》是絕對不會錯的;而對于無神論者的我們來說,一,在理智上我們不應該淺薄到相信《聖經》在這一宇宙創造的根本問題上會出錯的,甚至是荒謬的;二,從感情上來說我們又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理解力有太大的問題,或說是,我們不願意將此問題簡單地訴諸信仰或懸置起來。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應該怎樣來合理理解這一似乎是悖謬的現象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
二
“命名即創造”──這是我們合理理解《創世記》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
自然科學告訴我們,宇宙的創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根本不是什麼神創造的。從常識看來,這一點是與《創世記》相矛盾的。其實不然:《創世記》中關于神創造宇宙的說法並沒有否定自然科學關于宇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自然科學思想。要真正理解這一似乎是悖謬的問題,引入“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的命題是必要的。在“命名即創造”的觀念中,《創世記》的神秘性將得以合理地闡釋和理解:原來,作為人類先知的“神”,它只須用語言符號來創造宇宙就足夠了,即它只須以語言符號作為“工具”來“命名”就足夠了。在“神”那里,“命名”就是“創造”,或者說,“創造”就是“命名”。當然,這種所謂的創造是非實在性的,而是象征性的。
長期以來,我們的思維受制于傳統經驗和常識以及自然科學某些原理的禁錮,一直執著于創造只能從“有中生有”的實在性觀念,根本無法理解“無中生有”的深刻哲學意蘊。其實,這一思想,早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理性為自然立法”即“絕對命令”中就得以深刻地揭示。我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一開頭說得更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原來:有“名”,才是萬物之“母”,“一、二、三、萬物”都是由“道”這個“名”“生”出來的。在《道德經》25章里也有明確的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無疑具有實在地創生萬物的功能,故“法”“自然”的“道”,亦必然具有這一功能,只不過此創造是非實在性的即象征性的而已。──語言符號具有對自然事物“命名”的作用與功能,而這種“命名”行為本身,從根本上來說就具有“創造”的功能(雖然是非實在性的,但卻是有意義的),即“命名即創造”。如此一來,則《創世記》中關于神在六天之內創造天地萬物的所謂“神話”就不是什麼一般意義上的“神話”,而是滲透著早期人類非常深刻的、寓意無限豐富的大“智慧”于其中。因此,以《創世記》違反常識的有關描述來指責、非難和否定《聖經》的深刻與偉大的做法,就是非常愚蠢和淺薄的。此亦正是信仰作為非理性的活動的合理性的根據之所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聖經》和《道德經》等古代經典所蘊含的宇宙人生的大智慧仍是我們當代人類難以超越的。
“命名即創造”的深刻意蘊在歷史上常常以宗教“預言”、“寓言”、“咒語”的形式表達出來,大多帶有某種宿命的、迷信的性質。且不說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有“真龍天子”的傳說,就連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在其剛剛出生時也是被一個農婦“預言”過的“偉人”。至于老子、孔子、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的神奇傳說就更多了。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征服者有一匹他極為鐘愛的馬,某一天,有位先知對他說:“那個動物會給他帶來死亡。”武士聽了以后極為吃驚和害怕,于是就把那匹馬送到了離他非常遙遠的另一個城堡,不久以后就傳來了馬已死去的消息。過了很久,武士恰巧在這座城堡里逗留,並被人帶領去野地里觀看那匹馬的遺骸。這位武士對于馬將會給他帶來死亡命運的預言大肆嘲弄,為顯示他的輕蔑,便用腳去踢馬骸的頭部,結果卻引出了躲藏在馬的頭顱骨里頭的一條毒蛇,武士被咬了一口,終于中毒死去。(參見[美]J‧M‧肯尼迪:《東方宗教與哲學》,第116─11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不難看出,這個故事與我們熟知的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故事遵循著同一個邏輯。這種現象被大量的文學作品複述著,另有民俗學的研究可資佐証;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反映(盡管有不少是歪曲的反映),例如為人父母者絞盡腦汁為自己的孩子“起名”,更有“姓名學”予以專門研究。在占卜、算命等迷信活動中,某種帶有恐怖色彩的“預言”往往讓人們進入巫師們所設置的圈套,被其控制,最終導致“預言”的可怕的實現。某些世界性的“邪教”教主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俗語說“就怕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是不報,時候沒到”。人們不難發現,在歷史上有些理論和預言往往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其實,對這一點的深刻領悟莫過于馬克思: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命名即創造”的真理性也反映在人類原始的圖騰崇拜和宗教儀式中,尼採的神學譜系學、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等的研究,無不顯示出這一點。(具體請參見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一書,重慶出版社1990)人類從多神崇拜走向一神崇拜的史實,以及人類“命名”的初衷──通過知識(福柯等人解讀為“權力”是非常深刻的)以擺脫恐怖(恐怖來源于無知:我們熟知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就表達了人類征服自然戰勝恐怖的途徑──知識。美國“9‧11”事件之所以是恐怖事件就在于人們對它的無知),無不昭示出“命名即創造”的本性。這種情況在中國廣大農村的“叫魂”(小孩嚇著后生病用一般的醫療方法不見效,但只要母親到被嚇地點叫著孩子的“名字”回家,則會起到神奇的治療效果)、“招魂”或“指路”(人死后由晚輩大聲喊著死人的“尊諱”即“名字”將其靈魂送走的儀式。這種活動表面看來是為死者安魂,然其真實目的是為了不讓死者打擾活著的人的生活)儀式和迷信活動中也有反映。在宗教性的“安魂”、“道場”等活動中更其明顯。
“命名即創造”的真理性也蘊含在《聖經》關于“巴比倫塔”的故事中。在“巴比倫塔”的故事中,上帝是通過變亂、擾亂人類的語言來阻止人類建成“通天塔”的。一般的闡釋認為,人類的語言被變亂、擾亂不通,就無法分工合作、施工,因而建造“通天塔”只能半途而廢。──這是將《聖經》“寓言”坐實的闡釋,未必是合理的、唯一的闡釋,它往往遮蔽了對于這一寓言的更新的更具創造性的闡釋。我們可以尋求更合理的闡釋:建造“通天塔”的材料不是磚瓦石塊,而就是語言本身;由于語言具有“命名”即“創造”的功能,故語言本身就可以建成“通天塔”。只有建成“通天塔”,人類才有資格與上帝“對話”。能夠“對話”,是人類與上帝“等高”、“平起平坐”的前提。因為,任何真正的“對話”都只能是對話雙方的“平等”,沒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話”。──原來,作為先知的上帝是在啟發人類:語言符號是無比重要的、無所不能的,有了它,“什麼人間奇跡都會創造出來的”。──今天的科技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証明?
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儒學岌岌于出世,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若細究其招法,一言以蔽之:“正名”也。“正名”者何?──“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在“大道廢”、“名份亂”、“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名”不僅有其現實的合理性,而且“正名”本身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此內在邏輯就是“命名即創造”。此亦正是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成為正統之社會和理論根源。沒有邏輯必然性的理論,充其量只能蒙混一時,而決不可能長久的。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剝去籠罩在形形色色的“命名”上的非理性的、迷信的外衣,則“命名”作為“創造”的真實面目就將一目了然。
三
問題是,作為“命名”工具的語言符號即概念何以具有“創造”的功能?──要對這一問題做出具體的解答,不是本文能夠勝任的,我們僅點到為止。
首先,語言符號作為工具本身就是人類的創造的產物,且“概念從一開始就是辯証思維的產物”。(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第13頁,重慶出版社1990)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極其深刻地、清晰地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証關系,提出了著名的“人化自然”的思想。他認為,人類首先面對的對象是所謂的純客觀的“自在自然”,因為,正如王南?教授所指出的,“從人類活動的立場看,自在自然這一觀念不是一個直接來自人類活動自身的具體觀念,而是一個抽象的極限觀念。當我們從時間和空間上追溯人類活動的範圍而達其盡頭,我們在想象中所面對的便是處于人類活動範圍之外而尚未被人類活動把握或規定的原始的自在自然。這種存在對于我們而言就是一混沌的、不可言說的存在,僅因其獨立于人類活動的自在性而稱之為自在自然。”(參見陳晏清、王南?、李淑梅:《現代唯物主義導引》,第216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在人類作用于“自在自然”之前,“自在自然”對于人類來說因其“意義性”不存在故無異于“無”。一當人類將自己的活動作用于自然,則“自在自然”(無)就變為了“人化自然”(有)。因此,作為工具的語言符號一旦為自然“命名”(作用于自然),就將“自在自然”變為了“人化自然”,即就從“無”中生出“有”來。所以,“命名”本身具有“無中生有”即“創造”(實即“賦予意義”)的功能。毫無疑問,人類將自在自然變為人化自然是以“工具”為中介的,這種“工具”按其性質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實在性的、物質性的生產勞動和實踐的“工具”即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另一種則是非實在性的即象征性的、虛擬性的、精神性的“工具”即“語言符號”。由這兩種生產“工具”所決定、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一種是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另一種就是滿足人類精神生活需要即意義需要的精神產品(宗教、藝術、哲學等)。在這兩種生產和需要中,馬克思認為前者對后者具有基礎的作用即優先性,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對此,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需要層次理論中也做出了較好的証明。現實中,人們往往只重視前一種實在性的生產,認為只有它才是實實在在的“創造”,而忽視后一種象征性的生產,認為它是虛的、假的,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創造”。
──不難看出,對于人類來說的“有”與“無”,是從價值、意義的角度而言的,並不是純粹的、與人類無關的絕對客觀意義上的“有”和“無”。這一點與黑格爾邏輯學從“有”開始進到“無”再到“變”並不矛盾:深入的研究不難發現,黑格爾邏輯學的出發點正是純粹的客觀意義上即“自在自然”意q上的“有”,而這個“有”,恰恰就是一切樸素、機械、庸俗唯物主義或傳統教科書哲學意義上的“存在”,事實上它卻是馬克思辯証唯物主義意義上的“無”。正是由于這一點,有的人認為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唯物主義的。──弄清了這一點,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爭論不是可以得到重新理解與闡釋嗎?
其次,一般來說,語言符號具有“所指”與“能指”兩個方面的功能,這一點,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做出了較具體的闡釋。“語言的所指作為被表示成分,它的量與人類活動的經驗積累過程相關,是隨著人類活動的歷史發展而不斷增長的;而語言的能指作為一種能力系統,卻如列維─斯特勞斯所指出的那樣,從其起源時起,就擁有一種難以使之與所指對應、吻合的完整性。”即,“能指”在量上大于“所指”。(參見王南?:《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第15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其實,“所指”就是“命名”,“能指”即“意義系統”。因為作為“能指”的“意義系統”在量上大于“所指”即“命名”,故,“能指”即“意義系統”就具有比“所指”即“命名”更大的可能性空間,這就為“創造”即“命名”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正是由于“能指”具有突破“所指”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空間,所以,具有生成“意義系統”的“所指”即“命名”就具有了“創造”的功能。
語言符號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可是,在歷史上它並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真正將語言符號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展開深入研究的是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們。在當代西方的思想家看來,語言符號問題是當代哲學的最重要的問題,在歷史上,它被古代本體論哲學和近代認識論哲學所遮蔽,當代哲學必須重新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且他們已經完成了這樣一次革命,即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在“語言學轉向”中,西方分析哲學功不可沒,不過,前期分析哲學指斥一切傳統形而上學命題都是不合邏輯的、無意義的,卻是一種近視。在我國,有的人未經深入研究和反思就盲目地同意上述說法,甚至否定我國的一切傳統文化,可謂仍為“傳統中人”。可以說,西方思想家們是在“轉向”了的語境下討論哲學的,如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阿多爾諾、德里達、福柯等等。利奧塔爾的《后現代狀態》一書可以說就是對于語言符號的系統而又精闢的闡釋,他認為:“說話就是斗爭(意思是參加游戲),語言行為屬于一種普遍的競技。”“語言競技”的思想支配著我們的分析:“可觀察的社會關系是由語言的‘招數’構成的。我們弄清這個命題,就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參見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第三章“方法:語言游戲”,第18、19頁,北京三聯書店1997)這一思想,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著名的詩句w─語言破碎處,無物存在──和海德格爾的名言──語言是存在的家──中獲得了精彩的表達。可以說,沒有語言學的轉向,就不可能有領當代思想之大潮的所謂“后現代”哲學。后現代哲學對于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說到底就是對于語言符號所“創造”出來的“人化自然”的重新闡釋和理解。其顛覆性話語──你認為你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可謂石破天驚、一語中的,明白曉暢地回答了語言作為“命名”之工具的創造的本性。
四
當我們說“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這一命題包含著深刻的、真理性的思想內容時,這並不是說這一命題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相反,它的問題大得很。一方面,現實中會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諸如邪教教主、巫師等)利用這一命題來欺騙、愚弄百姓,還可能有不求甚解者任意地將這一命題庸俗化即將它理解為“實在性”而非是“象征性”的“創造”;另一方面,這一命題在歷史上暗暗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它所表達的真實內容正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當《聖經》等中西傳統思想體系以絕對化的第一人稱“神”、“我主”、“佛”、“道”、“邏各斯”等來“命名”事物、頒布法律時,霸權即宣告基本完成。因此,“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正是對后現代思想所欲顛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等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也是其內在邏輯。不過,這一內在邏輯長期以來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遮蔽著,並沒有得以彰顯,且隨著理性“啟蒙”的日益深入而使這一內在邏輯“世俗化”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辯証法》一書中,極其深刻地揭示出了這一內在邏輯的歷史的“神話學”特征和經濟原型──將一切異己事物統一化、同一化、普遍化、整體化、絕對化的吞噬一切的特性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等價交換原則的邏輯必然。在社會政治領域,這一特性表現為法西斯式的專制和獨裁。(祥見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啟蒙的概念”部分,重慶出版社1990;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証法》(重慶出版社1993)一書對此也做出了進一步的、極其深刻的透析)
其實,所有宗教理論和哲學理論,說到底無非是對宇宙人生的一種解釋、闡釋或理解系統即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其合理性一方面存在于對于現實人生超越有限性追求無限性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存在于它使用語言符號對于宇宙人生的創造性闡釋而不是純粹的非理性的、盲目的、荒謬的迷信,它有其深刻的、隱秘的內在邏輯。這一內在邏輯就是我們所說的“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如果沒有這一命題──內在邏輯──的支持,則一切理論建構都是不可能的。發現這一內在邏輯,可能是我們破解一切傳統思想體系即話語霸權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某些世界性的宗教信仰作為非理性的活動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其根源蓋在于它是一種有道理的、合理性的即包含內在邏輯的解釋、闡釋系統,由于歷史時代的局限性和人們認識能力的局限性,這種內在邏輯往往被遮蔽、遺忘,從而一方面其真理性意義和價值得不到合理的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其否定性意義即話語霸權也不能夠得以從根本上消解、解構,特別是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意識形態的語境下。說到這里,筆者不由想起馬克思所說過的話:我們之所以看著他人偉大,是因為我們跪在他們面前。看來,對于我們來說,站起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有人認為“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的命題純屬形而上學的無意義的詭辯,那就由他去吧。──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已被埋葬過無數次,但它依然屹立在哲學史上。好像有人說過:一個好的命題,勝過一打博士論文。
只有發現形形色色的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內在邏輯,並將其意義充分地彰顯出來,對于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顛覆才能做到釜底抽薪式的而不是隔靴搔癢式的。須知道,歷史上一切以“真理”的名義出現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都不是白吃飯的,不深入其內部拿住它的大筋、死穴,是無論如何也奈何它不得的。而“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可能就是所有思想體系、主義、學說的大筋、死穴,拿住了它,則一切思想體系、主義、學說,都將原形畢露、乖乖地就範。此外,西方的后現代思潮無論多麼深刻並深入人心,可它並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思想理論界必須做出自己切實的努力。“理論創新”不是哪一家的專利,“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有可能給“理論創新”開闢巨大的可能性空間。
物质上来说,创造总是需要新的分子组成或组织方式(但是,无论如何,这类创造的成本非常高;想一想生物的进化过程吧);相反,精神上来看,“命名”创造了一种概念,简单到只需要打破一个思维障碍即可。然而,一般的经历告诉我们,由土捏一只杯子是容易的,但是“命名”一只杯子却困难无比(好比如植物分类学)。
以孩子为例。当闪电划过夜空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反应;在博物馆,看到静电球的时候,他们又会如何反应。这时候,命名的重要性来了。大人们请一定要告诉孩子,静电与闪电都是“高压放电”现象,本质上是一样的。我相信,从那以后,孩子们便不会那么惧怕闪电,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人类可以制造并把闪电控制在一个小小的玻璃球内!
现代人从子宫出世后,可以接受到一系列的优质教育。对于每一位受造之人,都有必要完成这一系列的“痛苦地”受教过程,才能更好地拥抱生命实际。往往,“歪邪的”思想也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另辟蹊径地试图去“命名”各种他们眼中的“新”事物;殊不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最好的做法,就是继承与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突破。这也是我个人目前科研课题的精髓,Continuation Method for Nonlinear Study。
科学探索是神圣的;“现代的神职人员”应该维护科学的严谨性。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人知晓“永生”,但不应该奢望“永生”。侍奉神(或主,或基督,或道路,或生命,或实际,或真理),就是侍奉“永远”。基督徒应保持谦卑,时刻反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应该“低调”,或者“沉默”。相反地,基督徒应该主动地荣耀基督。这里的荣耀,不是一般名词意义上的荣耀,而是发自内心地赞美歌颂。
耶稣的“死而复活”是荣耀的,因为祂向世人首次“命名”了“永生”或“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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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即創造”──從《創世記》說起
作者:朱魯子(南開大學哲學系,300071)
內容提要:“命名即創造”,是一個歷史的、經驗的事實,且它還是一個意義無限豐富的創造性的命題。不僅如此,這一命題還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和內在邏輯。“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有可能為“理論創新”開闢巨大的可能性空間。
關鍵詞:《創世記》;“命名即創造”;內在邏輯
“命名即創造”,是一個歷史的、經驗的事實,且它還是一個意義無限豐富的創造性的命題;進一步說,這一命題的逆命題“創造即命名”也同樣有意義。不僅如此,這一命題還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和內在邏輯。讓我們從《創世記》說起。
一
《舊約全書》《創世記》第一章開頭這樣寫道:
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
熟悉《聖經》故事的無神論者,一般會對《創世記》描述的神在六天之內創造天地萬物的說法持一種“神話”的、不以為然的觀點。事實上,只要不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就連有些理性健全的基督徒,一般來說也是不會將它信以為真的。因為,這一說法與人們的常識和經驗、自然科學的觀念相差太遠。那麼,《聖經》為什麼會對宇宙做出如此違反人們常識的解釋呢?作為基督教經典的《聖經》難道會這麼不講道理?──可以說,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們:到底是《聖經》錯了,還是我們自己的理解力有問題?對于虔誠的基督徒來說,這根本不是個問題:誰都可能會撒謊,唯獨上帝不可能撒謊,《聖經》是絕對不會錯的;而對于無神論者的我們來說,一,在理智上我們不應該淺薄到相信《聖經》在這一宇宙創造的根本問題上會出錯的,甚至是荒謬的;二,從感情上來說我們又不願意相信自己的理解力有太大的問題,或說是,我們不願意將此問題簡單地訴諸信仰或懸置起來。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應該怎樣來合理理解這一似乎是悖謬的現象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
二
“命名即創造”──這是我們合理理解《創世記》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
自然科學告訴我們,宇宙的創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根本不是什麼神創造的。從常識看來,這一點是與《創世記》相矛盾的。其實不然:《創世記》中關于神創造宇宙的說法並沒有否定自然科學關于宇宙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的自然科學思想。要真正理解這一似乎是悖謬的問題,引入“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的命題是必要的。在“命名即創造”的觀念中,《創世記》的神秘性將得以合理地闡釋和理解:原來,作為人類先知的“神”,它只須用語言符號來創造宇宙就足夠了,即它只須以語言符號作為“工具”來“命名”就足夠了。在“神”那里,“命名”就是“創造”,或者說,“創造”就是“命名”。當然,這種所謂的創造是非實在性的,而是象征性的。
長期以來,我們的思維受制于傳統經驗和常識以及自然科學某些原理的禁錮,一直執著于創造只能從“有中生有”的實在性觀念,根本無法理解“無中生有”的深刻哲學意蘊。其實,這一思想,早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理性為自然立法”即“絕對命令”中就得以深刻地揭示。我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一開頭說得更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原來:有“名”,才是萬物之“母”,“一、二、三、萬物”都是由“道”這個“名”“生”出來的。在《道德經》25章里也有明確的說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無疑具有實在地創生萬物的功能,故“法”“自然”的“道”,亦必然具有這一功能,只不過此創造是非實在性的即象征性的而已。──語言符號具有對自然事物“命名”的作用與功能,而這種“命名”行為本身,從根本上來說就具有“創造”的功能(雖然是非實在性的,但卻是有意義的),即“命名即創造”。如此一來,則《創世記》中關于神在六天之內創造天地萬物的所謂“神話”就不是什麼一般意義上的“神話”,而是滲透著早期人類非常深刻的、寓意無限豐富的大“智慧”于其中。因此,以《創世記》違反常識的有關描述來指責、非難和否定《聖經》的深刻與偉大的做法,就是非常愚蠢和淺薄的。此亦正是信仰作為非理性的活動的合理性的根據之所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聖經》和《道德經》等古代經典所蘊含的宇宙人生的大智慧仍是我們當代人類難以超越的。
“命名即創造”的深刻意蘊在歷史上常常以宗教“預言”、“寓言”、“咒語”的形式表達出來,大多帶有某種宿命的、迷信的性質。且不說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皇帝都有“真龍天子”的傳說,就連精神分析大師弗洛伊德,在其剛剛出生時也是被一個農婦“預言”過的“偉人”。至于老子、孔子、耶穌、釋迦牟尼、穆罕默德的神奇傳說就更多了。有這樣一個故事:有個征服者有一匹他極為鐘愛的馬,某一天,有位先知對他說:“那個動物會給他帶來死亡。”武士聽了以后極為吃驚和害怕,于是就把那匹馬送到了離他非常遙遠的另一個城堡,不久以后就傳來了馬已死去的消息。過了很久,武士恰巧在這座城堡里逗留,並被人帶領去野地里觀看那匹馬的遺骸。這位武士對于馬將會給他帶來死亡命運的預言大肆嘲弄,為顯示他的輕蔑,便用腳去踢馬骸的頭部,結果卻引出了躲藏在馬的頭顱骨里頭的一條毒蛇,武士被咬了一口,終于中毒死去。(參見[美]J‧M‧肯尼迪:《東方宗教與哲學》,第116─117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不難看出,這個故事與我們熟知的古希臘神話傳說中的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故事遵循著同一個邏輯。這種現象被大量的文學作品複述著,另有民俗學的研究可資佐証;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反映(盡管有不少是歪曲的反映),例如為人父母者絞盡腦汁為自己的孩子“起名”,更有“姓名學”予以專門研究。在占卜、算命等迷信活動中,某種帶有恐怖色彩的“預言”往往讓人們進入巫師們所設置的圈套,被其控制,最終導致“預言”的可怕的實現。某些世界性的“邪教”教主正是利用了這一點。俗語說“就怕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不是不報,時候沒到”。人們不難發現,在歷史上有些理論和預言往往具有“自我實現的功能”。其實,對這一點的深刻領悟莫過于馬克思: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為巨大的物質力量。
“命名即創造”的真理性也反映在人類原始的圖騰崇拜和宗教儀式中,尼採的神學譜系學、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對古希臘荷馬史詩《奧德賽》、《伊利亞特》等的研究,無不顯示出這一點。(具體請參見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一書,重慶出版社1990)人類從多神崇拜走向一神崇拜的史實,以及人類“命名”的初衷──通過知識(福柯等人解讀為“權力”是非常深刻的)以擺脫恐怖(恐怖來源于無知:我們熟知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就表達了人類征服自然戰勝恐怖的途徑──知識。美國“9‧11”事件之所以是恐怖事件就在于人們對它的無知),無不昭示出“命名即創造”的本性。這種情況在中國廣大農村的“叫魂”(小孩嚇著后生病用一般的醫療方法不見效,但只要母親到被嚇地點叫著孩子的“名字”回家,則會起到神奇的治療效果)、“招魂”或“指路”(人死后由晚輩大聲喊著死人的“尊諱”即“名字”將其靈魂送走的儀式。這種活動表面看來是為死者安魂,然其真實目的是為了不讓死者打擾活著的人的生活)儀式和迷信活動中也有反映。在宗教性的“安魂”、“道場”等活動中更其明顯。
“命名即創造”的真理性也蘊含在《聖經》關于“巴比倫塔”的故事中。在“巴比倫塔”的故事中,上帝是通過變亂、擾亂人類的語言來阻止人類建成“通天塔”的。一般的闡釋認為,人類的語言被變亂、擾亂不通,就無法分工合作、施工,因而建造“通天塔”只能半途而廢。──這是將《聖經》“寓言”坐實的闡釋,未必是合理的、唯一的闡釋,它往往遮蔽了對于這一寓言的更新的更具創造性的闡釋。我們可以尋求更合理的闡釋:建造“通天塔”的材料不是磚瓦石塊,而就是語言本身;由于語言具有“命名”即“創造”的功能,故語言本身就可以建成“通天塔”。只有建成“通天塔”,人類才有資格與上帝“對話”。能夠“對話”,是人類與上帝“等高”、“平起平坐”的前提。因為,任何真正的“對話”都只能是對話雙方的“平等”,沒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對話”。──原來,作為先知的上帝是在啟發人類:語言符號是無比重要的、無所不能的,有了它,“什麼人間奇跡都會創造出來的”。──今天的科技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証明?
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儒學岌岌于出世,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若細究其招法,一言以蔽之:“正名”也。“正名”者何?──“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在“大道廢”、“名份亂”、“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名”不僅有其現實的合理性,而且“正名”本身有其內在邏輯的合理性。此內在邏輯就是“命名即創造”。此亦正是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成為正統之社會和理論根源。沒有邏輯必然性的理論,充其量只能蒙混一時,而決不可能長久的。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剝去籠罩在形形色色的“命名”上的非理性的、迷信的外衣,則“命名”作為“創造”的真實面目就將一目了然。
三
問題是,作為“命名”工具的語言符號即概念何以具有“創造”的功能?──要對這一問題做出具體的解答,不是本文能夠勝任的,我們僅點到為止。
首先,語言符號作為工具本身就是人類的創造的產物,且“概念從一開始就是辯証思維的產物”。(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第13頁,重慶出版社1990)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極其深刻地、清晰地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証關系,提出了著名的“人化自然”的思想。他認為,人類首先面對的對象是所謂的純客觀的“自在自然”,因為,正如王南?教授所指出的,“從人類活動的立場看,自在自然這一觀念不是一個直接來自人類活動自身的具體觀念,而是一個抽象的極限觀念。當我們從時間和空間上追溯人類活動的範圍而達其盡頭,我們在想象中所面對的便是處于人類活動範圍之外而尚未被人類活動把握或規定的原始的自在自然。這種存在對于我們而言就是一混沌的、不可言說的存在,僅因其獨立于人類活動的自在性而稱之為自在自然。”(參見陳晏清、王南?、李淑梅:《現代唯物主義導引》,第216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6)在人類作用于“自在自然”之前,“自在自然”對于人類來說因其“意義性”不存在故無異于“無”。一當人類將自己的活動作用于自然,則“自在自然”(無)就變為了“人化自然”(有)。因此,作為工具的語言符號一旦為自然“命名”(作用于自然),就將“自在自然”變為了“人化自然”,即就從“無”中生出“有”來。所以,“命名”本身具有“無中生有”即“創造”(實即“賦予意義”)的功能。毫無疑問,人類將自在自然變為人化自然是以“工具”為中介的,這種“工具”按其性質來說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實在性的、物質性的生產勞動和實踐的“工具”即傳統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另一種則是非實在性的即象征性的、虛擬性的、精神性的“工具”即“語言符號”。由這兩種生產“工具”所決定、創造出來的勞動產品,一種是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另一種就是滿足人類精神生活需要即意義需要的精神產品(宗教、藝術、哲學等)。在這兩種生產和需要中,馬克思認為前者對后者具有基礎的作用即優先性,必須首先得到滿足,對此,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需要層次理論中也做出了較好的証明。現實中,人們往往只重視前一種實在性的生產,認為只有它才是實實在在的“創造”,而忽視后一種象征性的生產,認為它是虛的、假的,並不是一種真正的“創造”。
──不難看出,對于人類來說的“有”與“無”,是從價值、意義的角度而言的,並不是純粹的、與人類無關的絕對客觀意義上的“有”和“無”。這一點與黑格爾邏輯學從“有”開始進到“無”再到“變”並不矛盾:深入的研究不難發現,黑格爾邏輯學的出發點正是純粹的客觀意義上即“自在自然”意q上的“有”,而這個“有”,恰恰就是一切樸素、機械、庸俗唯物主義或傳統教科書哲學意義上的“存在”,事實上它卻是馬克思辯証唯物主義意義上的“無”。正是由于這一點,有的人認為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唯物主義的。──弄清了這一點,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爭論不是可以得到重新理解與闡釋嗎?
其次,一般來說,語言符號具有“所指”與“能指”兩個方面的功能,這一點,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做出了較具體的闡釋。“語言的所指作為被表示成分,它的量與人類活動的經驗積累過程相關,是隨著人類活動的歷史發展而不斷增長的;而語言的能指作為一種能力系統,卻如列維─斯特勞斯所指出的那樣,從其起源時起,就擁有一種難以使之與所指對應、吻合的完整性。”即,“能指”在量上大于“所指”。(參見王南?:《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第15頁,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其實,“所指”就是“命名”,“能指”即“意義系統”。因為作為“能指”的“意義系統”在量上大于“所指”即“命名”,故,“能指”即“意義系統”就具有比“所指”即“命名”更大的可能性空間,這就為“創造”即“命名”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正是由于“能指”具有突破“所指”的無限豐富的可能性空間,所以,具有生成“意義系統”的“所指”即“命名”就具有了“創造”的功能。
語言符號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可是,在歷史上它並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真正將語言符號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展開深入研究的是當代西方的思想家們。在當代西方的思想家看來,語言符號問題是當代哲學的最重要的問題,在歷史上,它被古代本體論哲學和近代認識論哲學所遮蔽,當代哲學必須重新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且他們已經完成了這樣一次革命,即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在“語言學轉向”中,西方分析哲學功不可沒,不過,前期分析哲學指斥一切傳統形而上學命題都是不合邏輯的、無意義的,卻是一種近視。在我國,有的人未經深入研究和反思就盲目地同意上述說法,甚至否定我國的一切傳統文化,可謂仍為“傳統中人”。可以說,西方思想家們是在“轉向”了的語境下討論哲學的,如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阿多爾諾、德里達、福柯等等。利奧塔爾的《后現代狀態》一書可以說就是對于語言符號的系統而又精闢的闡釋,他認為:“說話就是斗爭(意思是參加游戲),語言行為屬于一種普遍的競技。”“語言競技”的思想支配著我們的分析:“可觀察的社會關系是由語言的‘招數’構成的。我們弄清這個命題,就觸及到了問題的關鍵。”(參見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后現代狀態》第三章“方法:語言游戲”,第18、19頁,北京三聯書店1997)這一思想,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著名的詩句w─語言破碎處,無物存在──和海德格爾的名言──語言是存在的家──中獲得了精彩的表達。可以說,沒有語言學的轉向,就不可能有領當代思想之大潮的所謂“后現代”哲學。后現代哲學對于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解構,說到底就是對于語言符號所“創造”出來的“人化自然”的重新闡釋和理解。其顛覆性話語──你認為你在說話,其實是話在說你──可謂石破天驚、一語中的,明白曉暢地回答了語言作為“命名”之工具的創造的本性。
四
當我們說“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這一命題包含著深刻的、真理性的思想內容時,這並不是說這一命題本身是沒有問題的,相反,它的問題大得很。一方面,現實中會有個別別有用心的人(諸如邪教教主、巫師等)利用這一命題來欺騙、愚弄百姓,還可能有不求甚解者任意地將這一命題庸俗化即將它理解為“實在性”而非是“象征性”的“創造”;另一方面,這一命題在歷史上暗暗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它所表達的真實內容正是一切形式的傳統的、現代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即話語霸權。當《聖經》等中西傳統思想體系以絕對化的第一人稱“神”、“我主”、“佛”、“道”、“邏各斯”等來“命名”事物、頒布法律時,霸權即宣告基本完成。因此,“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正是對后現代思想所欲顛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理性主義等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真實表達,也是其內在邏輯。不過,這一內在邏輯長期以來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遮蔽著,並沒有得以彰顯,且隨著理性“啟蒙”的日益深入而使這一內在邏輯“世俗化”了: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在《啟蒙辯証法》一書中,極其深刻地揭示出了這一內在邏輯的歷史的“神話學”特征和經濟原型──將一切異己事物統一化、同一化、普遍化、整體化、絕對化的吞噬一切的特性正是資本主義商品等價交換原則的邏輯必然。在社會政治領域,這一特性表現為法西斯式的專制和獨裁。(祥見霍克海默、阿多爾諾:《啟蒙辯証法》“啟蒙的概念”部分,重慶出版社1990;阿多爾諾《否定的辯証法》(重慶出版社1993)一書對此也做出了進一步的、極其深刻的透析)
其實,所有宗教理論和哲學理論,說到底無非是對宇宙人生的一種解釋、闡釋或理解系統即如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其合理性一方面存在于對于現實人生超越有限性追求無限性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存在于它使用語言符號對于宇宙人生的創造性闡釋而不是純粹的非理性的、盲目的、荒謬的迷信,它有其深刻的、隱秘的內在邏輯。這一內在邏輯就是我們所說的“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如果沒有這一命題──內在邏輯──的支持,則一切理論建構都是不可能的。發現這一內在邏輯,可能是我們破解一切傳統思想體系即話語霸權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某些世界性的宗教信仰作為非理性的活動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其根源蓋在于它是一種有道理的、合理性的即包含內在邏輯的解釋、闡釋系統,由于歷史時代的局限性和人們認識能力的局限性,這種內在邏輯往往被遮蔽、遺忘,從而一方面其真理性意義和價值得不到合理的理解和揭示,另一方面其否定性意義即話語霸權也不能夠得以從根本上消解、解構,特別是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意識形態的語境下。說到這里,筆者不由想起馬克思所說過的話:我們之所以看著他人偉大,是因為我們跪在他們面前。看來,對于我們來說,站起來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有人認為“命名即創造”或“創造即命名”的命題純屬形而上學的無意義的詭辯,那就由他去吧。──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已被埋葬過無數次,但它依然屹立在哲學史上。好像有人說過:一個好的命題,勝過一打博士論文。
只有發現形形色色的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內在邏輯,並將其意義充分地彰顯出來,對于傳統形而上學思想結構、理論體系即話語霸權的顛覆才能做到釜底抽薪式的而不是隔靴搔癢式的。須知道,歷史上一切以“真理”的名義出現的思想體系、主義、學說,都不是白吃飯的,不深入其內部拿住它的大筋、死穴,是無論如何也奈何它不得的。而“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可能就是所有思想體系、主義、學說的大筋、死穴,拿住了它,則一切思想體系、主義、學說,都將原形畢露、乖乖地就範。此外,西方的后現代思潮無論多麼深刻並深入人心,可它並不等于也不能代替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國思想理論界必須做出自己切實的努力。“理論創新”不是哪一家的專利,“命名即創造”這一命題有可能給“理論創新”開闢巨大的可能性空間。